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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苏永钦教授2006年出版的《部门宪法》一书划分了十个部门宪法。
作为参照，法国宪法委员会每年审理的案件数量波动较大，但自2010年以来，除去2020年可能是受疫情影响只有81件外，一年最少也有109件（2019年），多的话则会有523件（2018年）。学者建议稿的内容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有可能进入宪法典——修宪，但这走的是宪法典外内容—宪法修正案—宪法典通道，而非宪法典外内容—宪法渊源的通道。
所以修宪和重新制宪一样，很难成为宪法典不够用相对日常的解决方案。不过，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宪法解释机构对案件的选择权以及每年处理的案件数量。有观点或许会认为宪法解释过度政治化只是一种美国病。很显然，做加法是希望引入他们认可的宪法渊源，做减法则是希望删掉他们不想要的。假设某国宪法正文只有三条，绝大多数人会认为这部宪法典应该是不够用的。
开放前端会导致宪法门户大开，破坏封闭性从而伤害宪法的至上性。反观宪法渊源，比如在美国，各有一方分别主张华盛顿告别演说和华盛顿第一次就职演说应成为宪法渊源，或者一方主张《1964年民权法》是宪法性法律而另一方支持《爱国者法案》，显然不存在能够定分止争或定分不止争的权威机构和机制。但是，裁量基准的法治化任务并不能随着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的颁布实施而终止，其未来发展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根据新法，是否制定裁量基准，并非行政机关的应尽义务，行政机关可以自我决定。该观点认为，对裁量基准的设定义务不能理解地过于绝对，应从绝对向相对立场过渡。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些总则的文本承载量，制定者只能就有限的裁量基准法治化问题加以规范。[45] 《日本行政程序法》对审查基准和处分基准的公开问题，同样作了区分规定。
[14]熊樟林：《非行政处罚类裁量基准制度的反思与重建》，《法学评论》2019年第6期，第34页。对此，既需要从执法政策上做更为有力的推进，也需要予以强力的政治保障。
[49]对此，国内有研究者考证，之所以会在处分基准的公布上另有设计，是因为就不利益处分而言，在对处分的内容或者程度作出决定时，必须个别地评价构成处分原因的事实的反社会性质以及相对人的情况等事项。这一方面体现在裁量基准的制定过程中，公开可以保证基准文本能够最大程度吸收社会公众的利益表达，提高裁量基准的民主性和可接受性。[22]朱芒：《日本〈行政程序法〉中的裁量基准制度——作为程序正当性保障装置的内在构成》，《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76页。[25]周佑勇、熊樟林：《对裁量基准的正当性质疑与理论回应》，《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4期，第69-70页。
对于处分基准，《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2条第1款规定：行政厅必须努力设定处分基准并予以公布。[7]重庆市人民政府令2010年第238号。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为统一规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和实施，还有地方已经专门出台了统一的地方立法。从根本上来说，裁量基准只是对行政裁量权的固化，其背后的权力内容是行政裁量权，并且是行政机关合法享有的国家权力。
[35]熊樟林：《论裁量基准中的逸脱条款》，《法商研究》2019年第3期，第54页。无论是在科学性上，还是在民主性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亟待作出更为整齐划一的制度规范。
[39]〔美〕肯尼斯·卡尔普·戴维斯：《裁量正义——一项初步的研究》，毕洪海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3页。[11]周佑勇：《行政裁量基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
[16]在行政权治理上，如何有效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滥用，一直是个实践难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最终选择的是一种全新立场，至少从文本上来看，是一种与既有地方立法实践完全不同的做法。但是，如果我们将观察的视野放大，对中外立法文本加以比照，可能又会得出相反的结论。[3]整体而言，在裁量基准法治化进程中，裁量基准总则是顺延从地方到中央的基本路线加以展开的。与行政裁量追求灵活多变的目标不同，裁量基准追求的目标是明确和固定的，是以规则形式细化行政裁量。[33]章志远：《行政裁量基准的理论悖论及其消解》，《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2期，第154页。
然而，仅从裁量基准文本上观察，我们很难得出裁量基准已经获得法治化的结论。至此，公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已经成为一项法定制度，需要所有行政机关加以遵守。
可见，在立法用语上，审查基准采用的是必须公开，而处分基准则是努力公布。作者简介：周佑勇，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
[5]湖南省人民政府令2008年第222号。因此，信息公开是保证裁量基准正当性、确保裁量基准具有约束力的关键所在。
[31]一旦行政官员形成遵循先例的制度，先例就必须公开接受检阅。注释: [1]周佑勇：《裁量基准在中国的本土实践——浙江金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调查研究》，《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44页。其二，这一义务并非任意性义务，行政机关不能任意处理。进入专题： 行政处罚法 裁量基准 设定义务 公开义务 。
[18]其三，平等原则的要求。[46]因此，就审查基准而言，‘公开并不要求行政厅承担如‘公布那样广而告之的义务。
《重庆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20]第6条规定：市级行政处罚实施机关应当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的规定，综合考虑裁量因素，合理划分裁量阶次，制定本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报市人民政府审查备案并向社会公布后实施。[30]概括来说，持这一认识的理由主要有如下两点：第一，只有公开才能保证裁量基准的民主性。
一方面，公开是保障裁量基准能够约束行政机关的程序保障。这可以最大程度将裁量规范具体化，以期减少对不同行政相对人的差别对待，达致良好行政。
理由如下： 第一，裁量基准是行政裁量的外部表现形式。在此前的第一次部会案和第三次行革审案中，表示义务的用语是‘必须制定，立法者最终采用了义务较弱的立法表述。但是，在上下级机关之间制定权限的划分上，下级机关必须在上级机关所设定的基础上，才能作出进一步的细化。相比前述行政规范性文件而言，这些地方政府规章在裁量基准的法治化工作上具有如下两个明显的优势：其一，法律位阶更高，更具权威性，为裁量基准的法治化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法律保障。
第二，裁量基准行政自制的控权逻辑。一方面，从对目前实践情况的观察来看，在裁量基准制定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基准文本的制定规格、制定技术、制定程序并未统一，各地做法不一，差异较大。
[32]因此，要想裁量基准能够得到遵守，就必须公开裁量基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基准文本仅仅只是一份技术指南，在功能与角色上，其主要目的是提供形式化和分则性的内容，以目录或清单为外在载体，追求的是细致和精确而不作概括性表述，与法的体例完全不同。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事实上法院是很少强迫行政机关执行上述条款的。[10]该政府规章对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概念内涵、制定机关、制定技术、制定程序及适用规则、效力等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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